1937年，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俞淑真，带着丫鬟韩小月，走进了武汉的一家战地医院。
俞淑真满脑子都是救国理想。 她的未婚夫罗祖良是这里的医生。 医院平均每天要接收四五十名伤员，遇到大规模战斗，一个晚上就要做二三十台急救手术。 麻药和纱布的消耗量用箱来计算。
第一次给伤员打针，俞淑真的手抖得厉害，最后还是罗祖良握着她的手，才把针扎进去。 真正击垮她的，是一位伤口严重感染的战士。 战士喊痒，她凑近一看，溃烂的创面上密密麻麻爬满了白色的蛆虫。
她当场冲出病房呕吐。 之后整夜做噩梦，梦里全是残破的肢体和哀嚎。 她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大小姐，从小被人伺候，那些血淋淋的伤口和刺鼻的脓血气味，对她而言是生理上无法逾越的障碍。
她向罗祖良提出，一起去香港投奔她的父母，离开这个人间地狱。 罗祖良拒绝了。 他深受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政委谢语峰的影响。 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成立于1938年1月，成员多是来自各地的爱国青年和进步文化人士。
罗祖良对俞淑真说，医院就是他的战场，他不能当逃兵。 一次空袭后，医院一夜收进超过80名伤员，他连着站了18个小时，眼睛里全是血丝。
理想在现实的铜墙铁壁上撞得粉碎。 俞淑真最终选择和罗祖良分手，一个人登上了去香港的船。
与此同时，丫鬟韩小月默默接过了俞淑真未完成的工作。 她走到那位生蛆的战士床边，用镊子仔细地将虫子一条条清理干净，轻声安慰道：“清理干净就不痒了。 ”
韩小月的命运，早在另一场悲剧中埋下了伏笔。 她的未婚夫孟万福，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七旅，在战斗中全部殉国。 是罗祖良告诉她的。
得知噩耗的韩小月陷入绝望，整晚呆坐，盯着油灯，灯芯烧到只剩不到1厘米，灯油见底，她都没反应。 是俞淑真用学来的革命理论开导了她。 俞淑真告诉她，在乱世中，女人要做一个独立的、有理想有抱负的人。
这句话像一颗种子，在韩小月心里扎了根。 她开始学习如何给伤员消毒、记录体温和脉搏。 每天要跑遍三个病房，给二三十个人喂药、翻身、擦洗伤口。 半年下来，她已经可以在医生指导下独立包扎一般伤口。
战地医院的条件极其简陋。 所谓的野战医院，有时就是用废弃的小庙和山上老乡的房子临时搭起来的，一个炕上往往要睡上3个伤员。 药品极度匮乏，没有麻药，做手术时伤员疼得把嘴唇都咬烂。 没有消毒水，就用盐水凑合。
韩小月通过了实践考核，正式成为一名战地护士。 战区卫生队后来给她的评价是“工作积极、动作利索”。
俞淑真离开前，找到韩小月辞行。 她对韩小月说：“你以后都是自由的了，以后不要再叫我小姐。 ”
俞淑真走了，把韩小月一个人留在了战火纷飞的内地。 她大概想不到，自己当年因为无法忍受而放弃的一切，最终都被她亲手启蒙的丫鬟，一一接了过去。
在战地医院，韩小月还遇到了另一个被命运击垮的男人，张云魁。 张云魁是罗祖良的表兄，一位铁血军人。 他接连得知父亲、怀孕的妻子都在日军轰炸中遇难，精神彻底崩溃，失去了求生意志。
是韩小月日夜不休的悉心照料和鼓励，一点点把张云魁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。 韩小月“救”了张云魁。
俞淑真离开后的第二年，韩小月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：加入新四军。 她从一名战地护士，正式成为一名扛枪打仗的新四军女战士。
时间流逝，战争仍在继续。 孟万福牺牲的消息被确认。 张云魁后来也得知，妻子其实并未在那次轰炸中丧生，但阴差阳错，两人已难再续前缘。
战地医院的灯光下，共同经历了无数生死瞬间的罗祖良和韩小月，关系悄然发生了变化。 罗祖良看到了韩小月身上那种俞淑真所缺乏的坚韧和实干。 他欣赏她面对血肉模糊时的镇定，佩服她在极端环境下的勇敢。
他们之间，是同志般的信任，也是烽火岁月里滋生的相濡以沫。 后来，韩小月嫁给了多年来对她悉心照顾的罗祖良。
远在香港的俞淑真，或许永远无法详细知晓这一切。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前，香港暂时免遭战火，成为一个战争“避风港”。 一批文化人士和难民涌入这里。
香港的抗日救亡运动也在同时进行。 中共领导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接收了大量捐赠物资，并组织汽车司机和医务人员回国参加抗战。 不少热血青年从这里回到内地，直接参加祖国的抗战。
战地医院里，伤员的呻吟从未停止。 红十字战地医务队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，经常是住的泥巴墙、茅草房，点的菜油灯，吃的糙米饭。 不分日夜地抢救和护理，平均每人每天包扎多达300名伤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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